“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悼念的花圈在天安门一直不断。从3月19日起，花圈渐渐多起来。

　　“四人帮”知道４月４日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人必然会更多。他们抢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此前，南京群众上街游行，缅怀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建议邓小平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尽量都出席。

　　（三）2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4月2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传新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镇压的具体措施。随后，成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以下简称“三联”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４月4日清明节，200多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晚上，按照毛远新的通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现在查到的原始记录只有毛远新的笔记记录，记录中只有华国锋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一概没有。笔记是这样写的：

　　“华国锋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当笔者问华国锋时，他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我从来没有讲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因为从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再也不能轻易讲谁是坏人。我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如何维持秩序，不要出大的问题，如何将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散开。”

　　此前，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去。当时周恩来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恩来遗像。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当时吴德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早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恩来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在政治局会议上，吴德将群众意见作为市委意见提出来。他说：过了清明节再收花圈，争取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

　　华国锋后来说，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并没有涉及性质问题。这与吴德的回忆是一致的。

　　“四人帮”非要在当天晚上就收花圈，反复强调清明节已过去了，应该马上把花圈收走。吴德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坚持不能马上收花圈，要给时间做群众工作。吴德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深知“民意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江青大发雷霆：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她看着手表说：现在已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毛远新连夜向毛泽东写报告，名义是报告4月４日晚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实际是部署下一步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再来以此压政治局接受。他在报告中写道：

　　“几天来，向天安门烈士纪念碑送了2000多个花圈，大的有６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3日达20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４月２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干涉就挨打。４日晚有人公开读了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指江青）反总理，（指江青）想夺权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４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已调了3000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允许再进入。……”

　　毛远新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故意将矛头引向毛泽东，激毛泽东生气、发怒。他在报告中几次说“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舆论”，引导毛泽东宣布这是反革命事件，为他们镇压制造口实。华国锋得知这份报告后说：“他写这封信显然是和‘四人帮’商量过的。”

　　这个报告到了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四人帮”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对群众纪念周恩来早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毛泽东写“退”之前，他们已派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清理现场，大部分花圈送到八宝山销毁。

　　５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花圈无影无踪，诗词、挽联、条幅不翼而飞，守护花圈的战友也不见了。消息迅速传开，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安门广场。

　　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群众又气又累。11点多钟，一个青年指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小楼对大家说：“那个小楼是‘三联’指挥部。花圈和战友，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大家十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向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进。

　　群众包围了“三联”指挥部，四名群众代表进去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轿车。下午3时许，给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群众又饿又渴又累，车里的馒头一个一个飞出来。随后，三个中学生点燃了面包车。旁边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了。大队的解放军就站在十几米之外，一声不响地看着。部分群众冲进小楼，在后院找到花圈，气昂昂地抬出来。下午5点4分，群众点燃了院内的稻草，小楼大门东侧的房间起火。下午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撤离。由于楼房是水泥结构，火势没有蔓延，上百名战士静坐在楼后。

　　4月5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主席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说明要邓小平参加。2月后，邓小平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

　　下午，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会场气氛很紧张。邓小平刚一进来，张春桥劈头一句就是：“你是纳吉！”

　　纳吉是匈牙利事件时上来的总理。他一上台马上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立。后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逮捕纳吉，并以叛国罪将其处决。张春桥的意思是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发动的。

　　会议决定由吴德向群众讲话，主要目的是不要让更多的群众参加闹事。吴德当场起草讲话稿，讲话稿中没有提悼念周恩来的内容，也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给华国锋看，政治局成员都看了，因为情况紧急，在会上都没有来得及具体讨论。

　　毛远新传达毛泽东指示中，已提到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挑起新的事端”，不仅准备了民兵，而且还调了部队。“四人帮”提出要调民兵到广场维持秩序，大家都不好反对。另外，十年“文革”，虽然一直不太平，但是没有发生过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情况。局势大乱，必定是老百姓遭殃，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失控。华国锋悄悄告诉倪志福：不要派那么多的民兵。他想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在广场上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人民，他们是为了悼念总理，还是要引导。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多了。后来，这些话华国锋都忘了，还是倪志福写的材料里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天安门事件，吴德、倪志福都写过材料。

　　下午６点半，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开始广播吴德讲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听到吴德的广播讲话后，绝大多数群众离开了广场。4月8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4月5日晚7时许，1万民兵、3000公安干警、5个营的卫戍部队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晚９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晚9时35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

　　4月６日凌晨3时，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些天，毛远新随时向毛泽东报告。

　　会议一散，毛远新就给毛泽东写报告。他故意不写“四人帮”在会上的发言，因为群众是对着他们来的；笼统地写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将“四人帮”的意见说成是政治局的意见。慌乱之中，他将4月6日写成5月6日，会后报给毛泽东。他写道：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对民兵讲清楚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公安局要侧重侦查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国锋同志归纳的大家意见，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按照毛远新在报告中的部署，《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连夜组织人赶写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江青认为，这件事的后台是邓小平，只要邓小平留在党内一天，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她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但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只有毛泽东说线时，她和毛远新来到游泳池。此时，毛泽东躺在床上。江青走到毛泽东床前，说：“我来这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说线时，毛泽东写道：“士气大振，好，好，好。”他让毛远新通知华国锋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

　　毛远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大家的主意。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才好动手。”

　　这里，毛远新所说的“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这“好几个同志”就是“四人帮”。他故意不突出“四人帮”。

　　毛泽东说：“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话等。”

　　毛远新说：“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毛泽东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来！”说到这，毛泽东一挥手，做“赶出来”的动作。

　　1976年2月，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这次，毛泽东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

　　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四人帮”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决定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左右不了毛泽东。不过，谁主持工作他们就将矛头对准谁。他们认为华国锋资历浅，到中央工作时间短，只懂农业，对其他工作不熟悉，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四个人在政治局互相配合，不让别人讲话。

　　毛远新传下话来说：主席让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指示不准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要朱（德）委员长参加。

　　主席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一个是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再有就是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简报。简报送给政治局和送给“四人帮”内容是不一样的。我到中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那是在1971年。到1974年他们干得更明显了。姚文元负责宣传，他们可以直接召开新华社系统的会议，直接派记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姚文元送给毛主席看的是有倾向性的。当时天安门的诗大量是针对“四人帮”的，有极少数涉及主席。而他们将涉及主席的诗词，有意地扩大、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简报现在都可以找到。

　　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两个指示，因为有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很快就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两个决议。

　　毛远新传达：毛主席还说以简报为基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讲话。张春桥、姚文元在吴德讲稿上增加了邓小平的名字。会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在吴德讲话稿上批了几个字，交给毛远新，请他报送毛泽东。下午5时半，这三个文件毛泽东批下来，都是：照发。

　　毛泽东批示回来，中央紧急召集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泽东提议、政治局通过的两项决定。晚上８时，《新闻联播》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会上，“四人帮”说邓小平去过天安门。华国锋一听就知道，他们对毛泽东“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满，不甘心，节外生枝，就是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台，要将邓小平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

　　张春桥、江青一唱一和，说：要做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冲击就是把邓小平抓起来，这种伎俩在1966年冬就上演过。他们的话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的警觉。华国锋马上说：“这要问问小平本人，核实一下。”

　　华国锋相信邓小平革命这么多年，政治经验丰富，绝不会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出华国锋所料，后来一再审查，结果是：不但邓小平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去。这段时间，他们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不仅天安门广场，就是他们单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12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是要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转发全国。毛远新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第三条不好。”

　　报告写道：“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毛泽东在此画一横线，批：“此计不妥。”

　　“四人帮”仍不甘心。13日，毛远新又将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送毛泽东。当日，毛泽东的批示更加严厉：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但“四人帮”并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仍在追查，但遇到了阻力。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尽力保护大家。“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这首诗脍炙人口，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写的，由她的同学、人民银行的几个小姑娘贴到天安门广场。现在自然成为追查的重点。人民银行那时归财政部管，事情报到张劲夫处。他说：“周恩来就是人民的总理，有什么错误？不要再查了。”他这一句话，救了几个贴诗的小姑娘，救了写诗的熊蕾。这样的事在许多单位都有。

　　从4月起，毛泽东再接见外宾，只让华国锋一人陪同，不让姚文元、张春桥陪同。他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权力交给华国锋，除了长期对华的考察外，也认为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不大，很早就结合。出来工作，比较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负责农业工作，没有参与专案，没有整人，没有积怨，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华国锋忠厚、老实、善于团结人，会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

　　宣布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的手伸向中央各部门，甚至提出让迟群到中央调查部任部长，而这个部门一向是毛泽东、周恩来关心的机密部门。“四人帮”的提议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反对。

　　华国锋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那是别人起草，应付形势，应付“四人帮”的，而应看他在下面的讲话、活动。华国锋接见杨振宁就很说明问题。

　　4月17日凌晨２时，华国锋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熊向晖、方晓关于杨振宁来访的汇报。

　　熊向晖先介绍杨振宁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请杨振宁吃饭。席间，他大批邓小平，送复旦大学的批邓大字报选编。杨振宁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他拒绝接受，对批邓也不表态。

　　华国锋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你提的意见（指熊向晖说华国锋现在是总理，第一个见的外宾是学者杨振宁，是否合适？）不是没有道理，我考虑还是我见。我见没有争论，因为主席批的是我见，如果我不见，找谁见也不好。”当时，如果华国锋不出面，就轮到张春桥。华国锋绝不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说。

　　然后，熊向晖汇报陪同人员的名单，说：“名单我们不好定，有些为难，必须由华总理定。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参加？”

　　华国锋之所以这样痛快，因为他了解情况。1975年华国锋分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务院派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胡耀邦汇报时，华国锋明确提出要支持像陈景润这样的人进行研究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作为重点批判。他们认为提倡基础研究是翻案，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让周培源、吴有训、张文裕等科学家参加会见，不言而喻是对基础研究的肯定和支持。

　　华国锋心里明白，如果王光伟来，迟群和造反派头头柳忠阳也要来，马上说：“你给王光伟、迟群打电话。”

　　4月17日晚9时10分，华国锋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9时半，杨振宁准时到场，华国锋首先迎上去握手致意。这是他任总理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这次会见，事先双方都没有规定题目，不用有人捉刀起草讲话稿宣读，必须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话。华国锋决定不印发谈话记录，因此讲话比较随意。谈话内容反映了华国锋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华国锋与杨振宁的这份谈话记录虽然整理了，华国锋也审阅过，但是没有发。熊向晖保留了一份记录。后来，叶剑英找熊向晖了解华国锋情况时，熊向晖特意拿着这份记录，说：“他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北京市委重新审查天安门事件。1978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2月18日至22日，在华国锋主持下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