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乡村地区资源要素外流、人口结构失衡、产业基础薄弱，依靠乡村内部动力来自主地、内生地推动乡村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黄震方，）。党中央适时启动“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连续七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激活、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凸显了乡村内生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陈秧分，）等方面展开了详尽探讨，推动了该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为增强乡村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借鉴。

　　本期【专题聚焦】从《旅游学刊》、Tourism Management、Sociologia Rurali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等权威期刊中选取8篇代表性文章，分别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概念内涵及演变（第1、3、4篇）、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关系（第2、3、6篇）、国内研究的早期探索（第4、5篇）、基于乡村地方性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第6篇）、社会组织（企业）、创意旅游与新内生发展（第7、8篇）等方面，来梳理新内生式发展的研究进展。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推动乡村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中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研究现状的梳理，本期专题聚焦期望为旅游学者提供更多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启发。

　　无论国内外，乡村地区都长期被置于城乡二元体制之中，成为向城市提供低价足量农产品、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原料供应空间，其经济社会发展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城市地区的经济虽然高度繁荣，但也出现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一系列“城市病”，引发了人们对绿水青山、乡土人情的追忆和向往。由此，不少欧美国家出现了乡村地区人口回流（rural in-migration）等逆城市化现象，而人口回流预示着携带着创业资源和政治资本的技能型居民的回归，是当地发展的潜在资产。考虑到乡村置业是回乡人员进行家庭构建、流动性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抓手，会引发社会空间和乡村性的变迁，GKARTZIOS等学者从乡村发展视角（包含内生式发展、外生式发展和新内生式发展模式）出发考察乡村置业，指出乡村发展框架将为明确乡村置业在乡村地区的重要作用提供指引。

　　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是对外生式发展模式和内生式发展模式（传统）的整合与超越。所谓外生式发展模式，盛行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它认为乡村在技术、文化和经济层面高度依附于城市地区，只能依靠城市地区的政策扶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帮扶来实现现代化。本质上，外生式发展模式是将乡村看作为城市的附属品，认为乡村发展必须按照城市的发展逻辑来推进，也很少关注乡村的历史和文脉，致使乡村发展陷入扭曲、缺乏自主性、传统文化被破坏的境地。内生式发展模式是对外生式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回应，它强调不仅要关注乡村的产业发展，更要关注乡村地区的社会、环境、经济的区域性整体发展，主张运用当地资源、关注地域性情境、激发公众参与的方式来实现区域整体发展。不过，它主张通过乡村社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的发展政策，将乡村隔绝于外部力量。

　　新内生式发展模式认为，乡村并不是封闭的、独立的空间，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乡村空间充斥着本土力量与外部力量的混合，本土力量可与外部力量互动来获取经济社会发展机会。因此，它主张通过综合运用乡村内外部力量的混合动能（hybrid model），来提升乡村内部的发展能力、提升发展自主性，并在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互动中来构建扎根于乡村社区利益的发展路径。

　　2.张行发, 徐虹, 张妍.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J]. 当代经济管理, 2021, 43(10): 31–39.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并顺利过渡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衔接阶段，需要在巩固已有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乡村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但在乡村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的背景下，乡村仍然高度依赖于外部资源的注入，很难通过乡村本土要素来支撑自身发展，其社会活力和创新潜能容易受到压制。张行发和徐虹等学者认为，坚持乡村村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内生发展动能，是落实由脱贫攻坚向振兴发展过渡任务的关键，也是破解乡村全面振兴难题的关键。他们基于贵州省Y县的案例，探讨脱贫攻坚过程中“企业包县，整县脱贫”的帮扶过程和重点，以及外部帮扶力量催生内生发展动力、内外协作激发乡村内部产业发展活力等过程，并提炼了乡村由脱贫攻坚向新内生式发展过渡的内在机理（图1）。

　　结合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该文章揭示了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衔接的多重行动逻辑的转变，包括：产业发展由外部输入逻辑向本土引育逻辑的转变、村民生计由国家帮扶逻辑向创业就业逻辑的转变、居民参与从被动代表逻辑向主动参与逻辑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启示：第一，着力将外部力量转换为内生发展动能，将社会帮扶转化为乡村内部自我赋能；第二，注重提升技能培训、就业渠道拓宽等发展性、持续性生计提升，避免陷入“帮扶依赖”“福利依赖”困局；第三，新内生式发展不存在全国通用的模板，要因地制宜地寻求适合地方文化情境的发展方案；第四，村民本土力量和主体性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根本旨归，应注重村民权利保护，提升其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3.文军, 刘雨航. 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5): 142–149.

　　自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过程中，党中央多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从宏观层面对乡村内生式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然而，国家政策层面的“内生取向”常常遭遇实践层面的“外生取向”困境，内生式发展被迫停留在理念与构想层面，难以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引擎。厘清当前乡村振兴发展中内生发展实践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是顺利推进新内生式发展的首要前提。

　　文军等学者梳理了乡村振兴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内生发展的实践困境，提出发展构想，包括：第一，价值取向上，缺乏“社区为本”的整合取向，需要兼顾“能力本位”和“社区为本”。脱贫攻坚强调乡村村民的发展能力建设，而乡村振兴则更进一步，要求以中国乡村的整体性发展为目标，不仅要将个体能力发展与社区发展相统一，还应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育、乡村治理的整合发展。第二，乡村主体性缺失，乡村人口流失且基层组织薄弱，难以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源，需要注重乡村村民的主体赋能。“乡—城”人口流动引发了乡村空心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以及行业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等的发育不足，又会影响到乡村基层治理和组织能力，难以促成乡村居民的集体行动。由此，需要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和社区整体三个层面推进社区化的赋能策略。第三，行动惰性致使乡村发展缺乏自主性，单纯依靠外部力量的帮扶难以持续，需要构建内外部网络化联结。脱贫攻坚时期，乡村获得了政策驱动和国家帮扶，但也容易形成“福利依赖”，使得乡村对外部资源高度依赖而缺乏发展动力和自驱力。在乡村振兴时代，亟需以乡村社区为行动单元建立起开放性行动者网络，联合外部行动者协同推进社区资源开发。第四，结构层面，乡村发展的地方自主性受到了行政体制的限制，应当建构乡村韧性治理体系。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常常在基层实践中被过度执行，政策实践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移，并未将乡村社区的发展能力纳入考核体系，致使返贫压力长期存在。因此，应从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基层工作人员能力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乡村韧性治理体系，进一步塑造“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

　　4.周永广.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M]. 2011.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内旅游学界，周永广等学者较早引入了内生式发展的概念。周永广聚焦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为严峻、发展抓手较少的山村，认为发展旅游是一种阻止农业衰退、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乡村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面对乡村旅游同质化严重、乡村城市化等问题，周永广强调采用内生式发展模式，培养乡村本地持续的发展能力、以本地人作为开发主体、建立有效的基层组织。

　　周永广认为，相对于经济、环境、社会三大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关于“机构”（组织、社区政治）的研究远远不够。包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四圈观点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所采用，也是实施《21世纪议程》（Agenda 21）的基本内容。在机构层面，周永广认为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关键性社会发展干预措施、扶贫资金运作模式是进一步发展我国山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难点。

　　基于以上思考，周永广及其合作者从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的视角系统研究农村基层组织主导、农民深度参与、经营能力提高的造血机制（Ying & Zhou, 2007; Ying et al, 2015;周永广等，2009, 2011；张环宙等，2007）。系统探讨了山村内生型小微企业（农家乐）的内在发展机制、乡村旅游地社会组织有效性对组织有效性的影响机制、YUEP（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项目发展的经验、宅基地利用创新的“联众模式”、以及内生视角下山区的整体性旅游开发。

　　工业文明主导下，全球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衰退的风险。在以城市化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往往缺少发展的空间和动力，陷入了不可持续的困境。中国传统村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已经认定了8175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在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但却面临着空心化、老龄化等严重问题，如何促进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复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高静和吴必虎的研究指出，乡村旅游是振兴传统村落、促进乡村多功能利用、实现乡村内生式发展的关键。他们认为，乡村旅游有两个基本特点：雇佣当地村民作为服务提供者，以及重新活化利用现有的乡村基础设施和遗产资源。而整合式的、区域式的方法能够考虑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整体发展。高静等学者从一体化乡村旅游（integrated rural tourism）的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和基础设施发展的路径，并据此构建了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乡村振兴的模型（图3）。在其概念模型中，传统村落复兴是一个文化表征过程，包含物质空间的重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构建和地方认同与文化记忆的强化三个层次。

　　基于袁家村的案例研究表明，一体化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成功关键在于嵌入性、非嵌入性、内生性和增权四个层面。地方性的独特知识、人情社会是嵌入袁家村的前提；将这些地方性的资源链接到外部市场，构建“关中印象体验地”的区域品牌，极大地提升了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而这些都要归功于乡村居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当地居民、村领导、乡贤等内部行动主体共同构建了基于乡村本土特色的发展圈层，并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创造性地为外来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和休闲服务。与此同时，旅游经营收益也在全体村民之中共享，村民可以通过食物制作技艺来参与旅游经营，整个村庄也形成相互信任的局面，仿佛袁家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老字号。

　　6.孙九霞, 黄凯洁, 王学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3):39-49.

　　传统的“城市中心主义”发展逻辑下，经济、社会、人力等资源单向地向城市地区流动，乡村则沦为城市发展的原料供应商，致使乡村被动地依附于城市发展。早期研究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增长极，来实现经济发展机会向乡村的空间溢出，但事实证明，城市对乡村的回馈远远小于乡村对城市的供应，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日渐严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旨在扭转城市偏向发展政策对乡村发展空间的挤压，重申了乡村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旅游业则是促进乡村新内生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路径，对劳动力回流、乡村文化重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具有关键作用。

　　孙九霞等学者论证了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的转变，政策实施对象从“农村”过渡到“乡村”，意味着中国乡村进入了“后生产主义时代”，乡村的产业类型、空间功能更加立体且丰富。乡村与旅游的结合是一条比较有效的全球乡村发展道路，推动乡村从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转变，并日渐强调乡村的休闲、娱乐、购物等多功能空间。

　　基于傣族园村寨、双廊村、天龙村等多案例研究，孙九霞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应凸显或重塑乡村性，并实现发展空间的在地化和发展动力的内生性。旅游作为一种发展路径，能够从经济、文化、治理、生态等多个维度来系统性地助力乡村振兴。特别地，旅游业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同在性”为乡村地区的乡村性保持、生产要素与消费活动的在地重聚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乡村发展主体的重聚、主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可能。具体路径上，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将政府、旅游企业、旅游移民、社区居民等行动主体重新聚集在乡村社区，促进经济收益的在地留存、乡村文化的自在传承、公共治理的地方嵌入等，强化居民的旅游参与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村民文化共同体身份建构能够推动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更新，促进乡村地区的持续发展，进而与外部力量联结互动，助力乡村在经济、制度、文化等多重维度上实现“新内生式发展”。

　　推进新内生式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创业企业能够整合社会、经济和环境多方面发展目标，并运用崭新的方式来整合各种类型的资源。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显示，这些企业组织具有基于社区的特征、具有超越地方的社会网络和以社区为本的发展理念。特别地，乡村社会创业企业在促进乡村社区发展、提供基于当地的解决方案方面具有较强的资源。文章提炼了新内生式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社会创业企业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策略等多个方面的契合性（表3）。

　　结论表明，乡村社会创业企业扮演着“嵌入式中介（embedded intermediaries）”的作用，他们联结起不同尺度的资源要素，嫁接起乡村社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网络，调用政府、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资源，通过推动地方性的集体创业、社会创新来推动了地方社区的发展，这进一步实现了乡村的新内生式发展。以社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乡村社会创业企业能够充分调用内外部资源，并最终促进乡村内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发展收益留存于地方层面。因此，乡村社会创业企业在协调内外部资源、动员当地群众、寻求地方性多元化的技能基础方面扮演着关键作用。

　　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停滞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提升乡村社区的韧性，基于艺术和创意的社区发展战略被提出，并成为促进乡村活化的关键方式。社区公众参与艺术设计，与外来的艺术开发一起合作，激发了乡村文化氛围和市场环境。面对艺术活化的乡村，村民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地方认同，并激起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创新和创业热情，促进了乡村新内生式发展。

　　该文章以日本的濑户内国际艺术祭（the Setouchi Triennale）为例，基于日本Naoshima、Teshima、Ogijima三个岛屿的案例研究，证实了外来的艺术节事与乡村社区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关系。文章指出，艺术节事作为一种创意性的活动，介入到乡村情境中时，会营造一种更加生动活泼的氛围，同时也会激发年老居民对于乡村繁荣往昔的追忆。同时，艺术节事活动还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返乡移民和通勤者，激发了他们在这些岛屿上进行创业的动机。从乡村社区来看，村庄社区层面众多的小微企业参与到了艺术节事活动中，通过节事和艺术活化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与游客的互动，帮助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伙网络。在此过程中，外来艺术转变了发展思路，通过村民参与式的艺术共创活动来突破乡村资源的限制，增加适合本土化的艺术活动，同时丰富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认同。事实证明，艺术介入式的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不仅提升了乡村经济活力，而且积累了乡村区域资本、提升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乡村社区的韧性。

　　在迈入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平衡城乡发展差异、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的关键，也是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重要保障。本质上，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是一种强调联合乡村内外部双重动力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以乡村社区为本、增强乡村内生动能、促进乡村本土优势可持续深化推进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发展理念的落地实施和推进路径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城乡边界日渐模糊、乡村边界逐渐开放，如何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并激活带动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乡村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否可以基于典型案例来寻求其一般化的经验模式、如何基于中国本土情境来拓展新内生式发展的概念内涵，这些问题仍有待学界和业界进一步探讨。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乡村内生式发展的科学路径、提炼其中的科学内涵，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结合乡村文化和旅游创业情境，探索中国乡村的新内生式发展道路，定能接轨乡村研究的理论前沿，同时提升中国旅游学界在乡村发展议题中的国际影响力。

　　[2]张行发,徐虹,张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J].当代经济管理, 2021, 43(10): 31–39.

　　[3]文军,刘雨航.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贵州社会科学, 2022(05): 142–149.

　　[4]周永广.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组织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J].旅游学刊, 2020, 35(03): 39-49.

　　[8] 张环宙, 黄超超, 周永广. 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81-68.

　　[9] 周永广, 江一帆, 陈鼎文. 中国山村旅游开发模式探索——以浙江省遂昌县“公社模式”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2011, 32(11): 34-39.

　　[10] 周永广,姜佳将,王晓平. 基于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开发模式研究[J]. 旅游科学，2009, 23(4): 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