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义上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源自秦朝南征。南征大军分五路南下，平定当地越人部落，在当地建立了与中央直接联系的行政体系，汉文化也由此被引入了岭南。

　　▲秦朝南下将两广地区纳入郡县制的政治秩序中，广州（番禺）也永久性地成为了岭南的区域中心城市（秦的南海、桂林、象郡与今天的两广并不完全一致）

　　然而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赵氏在进入岭南之后，同样吸收了越人的文化，成为了一支半本土化的政治力量。在此后秦末汉初的惨烈斗争中，这支势力因中央权威的下降，终于又脱离了中央的管辖，成为了广东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古国“南越国”。

　　中央王朝对岭南真正意义上的控制，其实还是始自汉武帝平定南越之时。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破南越国之后，汉武帝将其故地分为七郡，并在其上设置交趾刺史，布设中央直辖的流官，拉开了两广与中原大规模接触的序幕。

　　为了让这场历史变革更加长治久安，汉武帝下令将地区长官的驻地从越人密集的珠江下游（番禺）转移到了更北方的“广信”，取“广布恩信”之意，加强控制，安抚民心。

　　▲番禺（广州）仍是岭南的经济中心，不过从交通上看，广信（梧州）更有利于帝国统治，而此时七郡的范围已经扩展到越南中部

　　历史上的广信在何处至今仍然有争议，主流的说法是在今天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也有人认为是在广东肇庆市封开县。这座在汉文化南下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古城，确实成为了后来行政区划变革中，区分广东广西的“广”。

　　▲梧州莲花山航拍。桂江经过这里，向南汇入西江，向东入广东，成就了梧州水路枢纽的地位（图片来自：何华文 / 图虫创意）

　　然而尽管从明朝开始，广东广西成为了两个国家钦定的省级单位，这个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因为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尤其是从广府开始到桂东地区，一直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而广东东部反而很大程度上是客家和潮汕文化的天地。

　　作为古代最快捷、装载量最大的交通运输载体，河流是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一条大河的上下游之间，往往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也让上下游居民有了共同的归属感。珠江的主要支流之一西江就在两广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广西的梧州，不仅在历史上是粤语的发祥地，而且一直到今天，都仍然保留了粤语文化。虽然如今梧州人在口音上，已经和珠三角的广府人有了巨大的差异，但河流强大的文化连接作用仍穿越千百年的历史，在今天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尽管两广围绕广信和西江这两个地理概念，有着诸多共同点，但在行政上对两省（区）进行的切分也并非毫无意义。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同，还是在两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出了别具一格的地方特色。

　　广东的核心板块无疑是珠三角，这是由东、北、西三江冲击而成的一块马蹄形的三角洲平原。在多山的岭南，这块庞大的平原地区是非常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三江千万年来携带的泥沙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营养，让珠三角成为了广东在农业时代天然的核心。古代越人和南越王国都选择了番禺（即今广州）作为首都，正显示了珠三角的天然核心地位。

　　海洋贸易，配合庞大的经济腹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便利性，让以珠三角为基地的广府文化成为了富裕、多元、充满冒险精神的象征。

　　两广文化的塑性正是围绕水资源利用而展开的，因此如果想要用一场信息密度够高的旅行遍览两广文化历史，那么这条以西江串起的漫长路线就是最好的选择。

　　从这条大河下游的广府漫游到其上游的桂东、桂北，能让人对岭南文化产生具象的认知，也感叹于水对地方文化无法取代的作用。

　　在阳江海陵岛，大名鼎鼎的“南海一号”沉船遗址必须一瞻。作为历经八百年海底风云留存至今的大型沉船，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阳江留下的一处珍贵遗产。

　　仅是通过这一艘沉船上装载的货物，和它沉船的位置，便能勾勒出一幅广东作为中国长期以来重要的海洋贸易窗口的画卷。

　　时至今日，广东人仍然在凭借海洋书写自己的传奇。这不仅包括了珠三角核心区广州、深圳、香港作为南方大港的独特价值，也包括了粤东潮汕人与潮水共生、粤西雷州人与海洋搏斗的恢弘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