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越穷越生，越富越不生”是真的吗？第二个问题：年轻人不生小孩是对还是不对？

　　4月11日，2023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新浪“财经之夜”在海口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出席并作主题演讲。陈文玲表示，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说，子女也是消费品，子女是长周期的消费品，是可以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你没有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生小孩的价值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

　　陈文玲所提到的“贝克尔”，是指美国经济学家Gary Becker（1930-2014），曾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贝克尔的理论中，孩子被认为是以与其他商品相同的方式向父母提供效用。在消费者理论中，没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被称为是“正常的”；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对这些商品的更多消费。由于孩子似乎没有什么替代品，因此，人们可能会期望生育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当然，除了收入以外，影响生育率的还有其他因素）。

　　但贝克尔的理论似乎与现实世界观察到的情况相反，只要留意一下世界各国的生育率，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富裕国家的生育率较低，贫穷国家的生育率较高。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划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如下：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56，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低收入国家平均为4.6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生育率与收入水平是负相关，即收入越高，生育率越低。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27万美元，生育率不到1.1；202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7.6万美元，生育率为1.66。

　　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也认为“财丁不能两旺”。他说，在一个社会中，上层社会总是慢慢地生育能力就减弱，而下层家庭却热衷于生孩子，也就是“越穷越生”。

　　以中国来说，从1950年到2022年这七十多年间，人均GDP提高数百倍，但总和生育率从5.81下降到约1.07。也就是说，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950年的五分之一。下图是联合国发布的1950年至21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其中2023年至2100年是预测值。

　　然而，“收入越高，生育率越低”真的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按照常识来理解，收入越高，越有经济能力抚养多个孩子，怎么反而会少生孩子呢？

　　进一步分析会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以及城市居民，收入往往高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以及农村居民。那么，究竟是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导致生育率下降，还是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生育率下降呢？

　　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丹布莱克（Dan A. Black）等人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1990年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已婚妇女的收入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首先观察到的是，高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比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要低一些。这似乎验证了生育率与收入水平是负相关。但在这项研究中，还观察到其他一些规律性的现象：首先，教育水平高的妇女比教育水平低的妇女有更少的孩子。第二，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异，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比生活在大城市的妇女有更多的孩子。第三，在终身生育率方面，各组别之间存在差异，较年轻组别的妇女通常有相对较少的孩子。

　　这项研究表明，由于收入较高的人群主要是教育水平较高、并且居住在城市的人群，因此，并不是收入水平较高导致生育率下降，而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以及居住在城市导致生育率下降。

　　这项研究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能源价格的上涨作为对生活在阿巴拉契亚煤矿地区（包括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县）的个人收入的外生性影响。他们发现，煤炭价格的上涨极大地提高了煤炭储量丰富的县的男性收入，但在这些州的其他县（没有丰富煤炭储量的县）却没有这方面的额外收入。伴随着收入的增加，富煤县的生育率也有所提高。事实上，他们发现，收入增加10%会导致出生率增加8%。

　　这项研究与“收入越高，生育率越低”的观点相反。生育率与收入水平在表面上的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没有比较类似的家庭（其唯一的主要区别是收入），或者没有考虑到对收入和生育率有相反影响的社会变化。

　　因为生育补贴相当于增加了家庭收入。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发放生育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例如，2019年法国和瑞典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开支分别占GDP的3.44%和3.42%，在欧盟国家中这一比例是最高的两个国家，法国和瑞典的生育率也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开支占GDP比例均不到2%，这些南欧国家的生育率也远远低于法国和瑞典。

　　首先，我不赞成“子女也是消费品”这种提法。因为子女是人，不是物品。“子女也是消费品”这句话，有物化子女的意味。

　　其次，即使纯粹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子女的价值是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这句话也值得商傕。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养老保障的健全，越来越多的人不靠“养儿防老”。另一方面，抚养子女的成本不断上升。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在目前中国，大部分父母抚养孩子是“亏本生意”，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父母一生中对子女的养育付出，是大于子女一生中对父母的回报。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啃老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养儿防老”已经变成“养儿啃老”。

　　既然大部分家庭生育和抚养孩子是“负收益”，那么，年轻人不生小孩，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了，因为个人一般是趋利避害的。但如果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小孩，也并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以，国家有必要出台支持生育的政策，减轻年轻人的生育负担。

　　在我看来，催生是国家政策的事；对于专家来说，应该呼吁国家出台有利于生育的政策，但专家并没有责任和义务去鼓励年轻人多生，也不应该指责年轻人不生小孩，因为在目前这个现实条件下，多生孩子对家庭是负收益。如果国家出台的政策，能够使家庭多生孩子成为正收益，那么自然就能提高生育率。如果家庭多生孩子是负收益，那么专家说什么都没用，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生小孩。

　　所以，国家财政补贴生育是合理的，如前所说，如果国家没有出台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那么生育和抚养孩子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是负收益；而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的来说是大于他（她）所消耗的社会财富，对于国家来说是正收益。所以，一个家庭生育和抚养孩子其实是以极大的成本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